呼唤兽性：电影1942的思考，以及和Life of Pi的比较

冯小刚的电影<1942>到底讲了什么？刘震云在<温故1942>的书里，最后讲到

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，问题就变成：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？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？我们选择了后者。 　　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。

刘震云用“中国鬼”，“亡国奴”还是注意了不要用词太重的，“中国鬼”和“亡国奴”的对比还不够显著，按照小说和电影描述的，应该说“是宁肯饿死当爱国鬼呢？还是不饿死当汉奸呢？我们选择了后者”，我想刘震云是不敢写得这么有刺激性的，否则书还能否发表都难说了，这完全是和主旋律唱反调的。

冯小刚自己在采访中也提到了这是一部和中国人的奴性有关的电影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：在这个电影中，是选择了当中国鬼的人有奴性，还是选择了当亡国奴的人有奴性，还是两种人都有？我是倾向于两种人都有奴性的。

那没有奴性的是什么人？刘震云的书中提到“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，是没有任何希望的。虽然这些土匪，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。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。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”。

所谓奴性，就是因为对主人的依附性，而丧失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。所以鲁迅也称其为“家畜性”。鲁迅说：“倘不得已，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”，鲁迅和刘震云呼唤的就是“毋得安”的那种兽性，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反抗之性。

这不由的让我想起了也是刚刚放映的李安的电影<Life of Pi>（关于Life of Pi的影评请见这里）。1942和Life of Pi的相似之处就在于：都是讲饿得要死的情况下人的行为，但是区别就是：一个是讲家畜性（即奴性），一个是讲兽性。

在Life of Pi中，当Pi面对自己的母亲被厨师杀死的时候，他这样一个从小信神不杀生的人也被激发起了杀人的兽性。刚刚看完Life of Pi的时候，觉得Pi的行为是唯一的选择，一个人为了母亲报仇，同时也是为了自己不是下一个被杀者，采取主动出击杀死那个厨师的行为可以理解的。Pi就是那个“毋得安”。

如果按照1942的思路走下去，Life of Pi的故事就不一样了：首先，Pi因为自己的弱小不敢和厨师对抗，而且他还需要借助厨师的海上求生的经验，所以他会尽量和厨师合作下去，即使厨师杀了他的母亲。更有甚者，Pi甚至会和厨师一起吃自己的母亲，以维持生命，并让厨师放下对自己的警戒之心。这和<温故1942>书中提到了为了活下去而“亲人吃亲人”的情况类似。想到这一种可能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如鲠在喉，实在是不想写下去。这里不是想展示这个新编的故事有多令人作呕，而是想比较奴性和兽性的区别。

同样都是为了活下去，兽性和奴性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行为。从单个的事件来看，选择兽性或者奴性的行为，哪个能带来更高的生存几率也不好说（如果Pi打不过厨师就会马上被杀），但是从整体来看，一个在奴性和兽性之间选择兽性的民族会更强大，一味的顺服只会带来更多的屈辱，相反，和平的制度常常就是在构建在大家都顾及（也就是害怕）对方兽性的基础上协商而成的。对内对外都是如此，民众的顺服换不来统治者的同情，国家的软弱也换不来其他国家的同情。

天天盼圣人的出现就是奴性的一种表现，尊严不是等来的，是争取来的。比较一下有互联网的中国和没有互联网的北韩，就知道互联网帮助使得信息更对称，为中国的人民相对政府取得了更多的尊严（和北韩相比的话）。领导者就是要对民众总有惶恐之心，才会小心谨慎的为人做事，而这从没有中国大陆的历史上发生过。中国历史上，领导者叫“父母官”，当官的自己这样认为，民众也觉得理所当然。

最后声明：奴性不限于中国人。任何一个种族国家的人都有，著名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就是奴性的表现：

“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，杀手不讲理，随时要取他的命，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。时间拖久了，人质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每一呼吸，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。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，他的恐惧，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，然后变为一种崇拜，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，就是自己的安全。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，就叫“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”。”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精神病，不限于国家和民族。可是，读完这段话，有没有觉得其实也可以应用于北韩的民众，和中国专制时代的民众？所以，问题不在有没有奴性，而是在于是不是把奴性当作伟大光荣正确的，加以歌颂和发扬。要意识到有问题，才会去解决问题，我想这就是1942电影的目的。

写这种对反抗的呼唤，似乎有一种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的感觉，也就是当我们自己处在那种环境下会如何呢？如果我们生在北韩，最大的反抗是不是也就是脱北？就像1942中的逃荒者那样。当任何对公民尊严的呼唤都会被无情肉体消灭的时候，民众为了活命似乎只有做奴隶？时间长了，麻木不仁，以至于会把呼唤反抗的人看作是傻子，也就成了奴才。就像鲁迅的<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>文章中写到的。

今天的中国，不是鲁迅时代的中国，不是1942年，不是50/60年代的中国，也不是70年代的中国。今天的奴性和那些时代的奴性相比，应该说中国在进步，但进步不等于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事实上公民意识还是很淡薄，而且社会不只是会进步，也会倒退。无论如何，能让更多的人不断意识到奴性的存在，就是一种进步，有这种意识就有摆脱它的愿望，就有希望。